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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儒医的文化精神

“儒医”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。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,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。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,就没有中医药文化。

中国的儒学是以“人”为核心的道德文化,是以“人本”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。儒学推崇的“仁”与中医“大医精诚”的根本追求同出一辙。儒家文化是儒医文化的母体。儒家文化不仅强调忧患意识,还主张积极入世。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是历代文人的座右铭。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是儒家的人生理想,也培养出为医者深厚而浓重的对人命运的挂念与关注,一种救死扶伤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。这种价值取向造就了一代代“大医精诚”的儒医。

“儒医”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。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,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。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,就没有中医药文化。

医与儒同根同源

医、儒俱崇“天”。甲骨卜辞中有“天”的概念,其后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诸子著作中更是频繁出现“天”的概念。在儒家看来,“天”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,“天人合一”乃是自然规律的外现。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,“求其放心”,以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,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热爱生命,热爱自然,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,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,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、和谐共存,这就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季羡林先生说:“天人合一论,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。”《易经》谓: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“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”。儒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,以致历代名医都认为“万物悉备,莫贵于人”。

医、儒俱倡“仁”。“仁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,也是医德的核心。《论语》说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儒家称医学为“仁术”。仁是德的表现,是对人的体贴、关心、怜悯和帮助,历代名医都把“仁”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。唐代孙思邈首先提出了“仁爱救人”的医德基本原则:“凡大医治病,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”清代吴鞠通在《医医病书》中说:“天下万事,莫不成于才,莫不统于德,无才固不足以成德,无德以统才,则才为跋扈之才,实则以败,断无以成。”

医、儒俱重“德”。关于“德”,《论语·为政》说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德的观念对中医学影响非常深。“为天地立心”,使生之为人,秉具博爱济众,廓然大公。近儒马一浮先生总结历代名医的恻隐之心为:“学者之事,莫要于识仁求仁,好仁恶不仁,能如此,乃是为天地立心。”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”无数中医人的大医精诚、医德医风、救死扶伤、医者仁心等都是对仁与德的崇尚。仁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,修德与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绽放着耀人的光芒。

《中庸》谓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;可离,非道也。”“是故,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。中和,以平为期,以和为重。“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(《中庸》)。中医学所阐明的“阴阳和合”“阴平阳秘”的基本思想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。

儒医群芳谱是中医发展主干

徐春甫在《古今医统·儒医》中说:“儒识礼义,医知损益。礼义之不修,昧孔孟之教,损害不分,害生民之命。儒与医岂可轻哉?”《宋会要辑稿》谓:“伏观朝廷兴建医学,教养士类,使习儒术、通黄素、明诊疗而施于疾病,谓之儒医。”

中医历来奉仲景为医圣。张仲景官拜长沙太守,是州郡最高行政长官。宋朝校正《伤寒论·序》时引用唐代甘伯宗《名医录》话说:“张仲景,《汉书》无传,见《名医录》云:南阳人,名机,仲景乃其字也。举孝廉,官至长沙太守。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。时人言,识用精微,过其师。所著论,其言精而奥,其法简而详,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。”由是可知张仲景集儒者、官者、医者为一身。张仲景是儒医的鼻祖,其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是中医临床的经典。张从正说:“医家奥旨,非儒不能明。” 从文法上看,仲景是真正亦儒亦医的大家,他在《伤寒论》中运用了大量形象、精练、准确的词汇和修辞手段,形象描写了证候和症状的特点。其娴熟地运用叠音词、排比句,功底甚深,医理精湛而又情境宛然。

许多人说“儒医”起于宋代,其实在宋朝之前儒者通医之人甚多。汉代《史记》中记载了许多早期的儒家医学思想。《史记》中记载的《扁鹊仓公列传》为中医儒家在正史中争得一席,也为后世文史著作撰写医学家传记做出示范。

魏晋三国时期许多文学家、儒者也都是医儒兼通之人。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“竹林七贤”的精神领袖,他力倡玄学新风,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“审贵贱而通物情”,工诗善文,其作风格清俊。嵇康著有《养生论》,是中国中医养生史上第一篇全面、系统的养生专论。

唐代大医孙思邈博涉经史百家学术,熟通佛典。孙氏著有《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等书,同时题名为孙思邈的著作有近70种,据考证其中近三十种左右肯定为孙氏所著。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张璐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,唯有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可与仲景诸书颉顽上下。

唐代著名儒医王冰平素钻研医学,历时12年注释9卷本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。王冰所著还有《玄珠密语》《元和纪用经》等。其对医学理论具有独到见解,许多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。唐代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精通医理,如王勃、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柳宗元等。王勃说:“为人子不知医,不足以为孝。”王勃撰有《医语纂要》,开中医医话之先河,并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序》。中兴名臣狄仁杰“善医,尤擅针术”。唐河中晋、绛、慈、隰节度使李听“好方书,择其验者,题于帷帟,墙屋皆满”。诗圣杜甫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同时也是一位辛勤躬耕在田野上的药农,他的诗多次写决明、栀子、女萝、丁香等中药。

唐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刘禹锡自幼体弱多病,深感医药学对健体强身、济世救人的重要性。于是他从当地名医的家中借来《素问》《药对》《小品方》等医药学的典籍伏案攻读。经过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,刘禹锡不仅“其术足以自卫”,而且族人门生有疾,经他处方用药后均获良效。在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篇中有不少是论及到病因、病机及脉诊的,其《病气》诗云:“自知气发每因情,情在何由气得平?若问病根深与浅,此身应与病齐生。”这与《内经》所说的气为百病之母,因气致病的理论是一致的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文耀古今。除了诗歌外,王勃还是一位名医,他潜心攻读医学,撰写过《医语撰要》。

宋代杰出的医家甚多,其中尤以朱肱、钱乙、宋慈、王惟一、许叔微为最。

朱肱(1050~1125年)的主要著作是《活人书》,原名《伤寒百问》,又名《南阳活人书》《类证活人书》《无求子活人书》等。朱肱学宗仲景,参合各家,对仲景学术有颇多发挥,是《伤寒论》研究早期较有影响的医家之一。其憾于“仲景证多而药少”,采取后代诸方补而备之,对《伤寒论》的整理和阐释有重要的贡献。

钱乙(1032~1117年),字仲阳,北宋医学家,翰林医学士,曾任太医院丞。其所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,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,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。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,把钱乙尊称为“儿科之圣”“幼科之鼻祖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“钱乙幼科冠绝一代”,言不为过。

宋慈(1186~1249年),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,被称为“法医学之父”,著有《洗冤集录》,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“法医鉴定学”。王惟一(987~1067年),北宋医家。天圣四年(1026年),王惟一奉诏竭心,考订针灸著作。于天圣五年(1927)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并撰针灸著作遂名为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,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。许叔微(1079~1154年),翰林学士,成年后发愤钻研医学,活人甚众。许叔微所著《普济本事方》采方简要、理论清晰,有很高的实用价值。

明代医家汪机(1463~1539年),少时勤攻经史,后因母长期患病,其父多方医治无效,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,随父学医。他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,取各家之长,融会贯通,其《伤寒选录》《运气易览》《续素问钞》《针灸问对》《脉决刊误集》《推求师意》《外科理例》《痘治理辩》《本草会编》《医读》《内经补注》等影响深远。明代医家薛己(1487~1559年),幼承家训,精研医术,兼通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,名著一时,曾为太医院医士。薛己治学极为刻苦,论著很多,除自著的《外科枢要》《内科摘要》《女科撮要》《疠疡机要》《正体类要》《口齿类要》之外,还有校订书数十种。明代名医杨继洲(1522~1620年),幼业举,因厄于有司,由儒入医。杨继洲于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被选任侍医,隆庆三年(1568)进太医院圣济殿,直至万历,三朝任医官达46年,医迹遍及闽、苏、冀、鲁、豫、晋等地。在家传《卫生针灸玄机秘要》的基础上,杨继洲博采众书,参以已验,编成《针灸大成》。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(1518~1593年),原系楚王府奉祠正、皇家太医院判,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“文林郎”。此外,张介宾、傅青主、王肯堂、吴昆、缪希雍等都是由儒入医、著作等身的一代名医。

清代汪昂的《汤头歌诀》《医方集解》,陈念祖的《医学三字经》《时方歌括》等,均由亦儒亦医者著述。还有程钟龄、黄元御、吴鞠通、王孟英、唐容川、恽铁樵、丁甘仁、萧龙友汪逢春等,尤其是近现代儒医的杰出代表如岳美中、秦伯未、程门雪、裘沛然张灿玾等,他们的亦儒亦医成就为人所共仰。

儒医发展的主线构架起整个中医学发展的经脉。儒医文化让中医学具有穿越数千年的魅力。唯有对儒医文化不懈追求才使中国人始终葆有中医学根基,进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中华民族繁衍贡献力量。儒医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医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,还形成了中医学的学术渊薮、学术家园和学说体系的主干。

儒医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

当代儒学的振兴与建构大致有5个发展时期,即原始儒学、原典儒学、汉唐经学、四朝理学、当代儒学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能做到“钓而不纲,弋不射宿”,早已认识到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”。儒医在这5个时期中也颇受影响。中医学具有开放胸襟及强劲生命力,在发展中呈现出经世致用和与时俱进的显著特点。因胸襟开阔,善于吸收诸多异质文化之优长,为我所有,为我所用,并且能够与各个时代相融相合,为各个时代服务,才有了今天的历久弥新与绵延不绝。

硏究儒医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回避不了对儒医原始经典的诠释,弄清了 “原”,才能够对历史长河中不同诠释者的著作进行厘定、鉴别,进而分清哪些是诠释者个人独有的,哪些是时代共性的。对儒医经典的深入研究以及多视角、多层面的探讨,再加上细致的梳理,能够把握儒医思想的基点、经脉及核心。这个核心,以及围绕着核心的种种文化形态历代都在演变,演变过程中又出现很多新的学说和流派。

“知行合一”是儒学品格中的一个要点,在儒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。“知行合一”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,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。

人类的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、波浪式前进的过程,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,要回归过去。“回归”是反思、回味,是再从先人那里吸吮民族的营养。现在儒学和儒医研究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,虽然现在还是点滴星火,但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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